“想想看，到2025年你多少岁了？到时，会发生一场战争，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是美国人是绝不允许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被纳入德—俄势力版图的，你能大声说出这一点吗？你能走到地图前看明白这一点吗？从里斯本（葡萄牙）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远东）都成为德国—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到时候盎撒人该怎么办呢？他们会帮我们系鞋带？给我们做咖啡吗？”这段话出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御用记者谢尔盖·多连科在2015年发表的一段访谈。

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会允许欧洲大陆出现统一的势力版图一样，美国更不会允许出现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全领域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随着时间地推移，德国、苏联、日本等这些曾经所谓的“世界第二”国家已经全部被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击败，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历史已经将中美对决推到了舞台中央。对决并不是对抗，在世界格局多极化、供应链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决的结果是各国在全球事务分工中地重新调整、利益的重新分配，在理想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各方合作共赢的，可惜我们的对手似乎没有参透这个要点，还在以固化的思维模式观察着不断变化的新世界。

2018年3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高喊“中国偷走了数百万美国工作岗位”口号，一手挑起对华贸易战。至今中美在经济领域地角力马上就要进入了第5个年头了，技术封锁、加征关税等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但最终2022年中美贸易总额预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还是在美国进口需求降低、疫情、美国严重通胀和中美贸易放缓趋势下的结果。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经济有足够韧性承受形势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然而在各种统计数据面前，国际、国内仍然有一些人不断渲染悲观情绪，一厢情愿地相信在美国全力施压下，中国未来的路将会越走越窄。更有甚者，列举出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失落的三十年”与我们作类比，煞有介事地佐证我们正如何掉入发展陷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如何受到来自美方干扰打压导致失败。不论是从居安思危抑或唱衰中国经济出发，他们总是在忽略一些客观事实。

《孙子·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中国古老的兵家著作告诉我们，应根据情况地变化来制定灵活的战略战术，不能因循守旧，方能克敌制胜。这一法则放在当下国际环境中，仍是最有效的指导思想。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多国政府经济战略顾问高国潮教授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以及前景，与中国经济发展壮大是牢牢捆绑在一起的，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外部、内部环境与三十年前的日本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日本经济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仅具有限参考价值，不必过于在意。同样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国际形势下，三十年前之日本与今日之中国所面临的矛盾实则“形似而神非”。

第一、中日之间不同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与操作空间。

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总方针，我们一直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主体保障了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政策、方向始终坚持以保障国家、人民利益为最终目标。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鉴数据显示：至2018年全国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为474.7万亿元，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为859.6万亿元的56.3%；2020年国有企业资产比2018年增加了117万亿元，增长了24.6%，远超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资产增速，因此，可以肯定，目前国有企业资产已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60%以上。大比重的国资比例，让中国庞大的躯干中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基因。

日本自战后以来，一直作为对抗社会主义的亚洲前沿存在，与其说日本战后经济出现腾飞奇迹，不如说是美国为了保持战略纵深而用美元堆砌出来了一个桥头堡，开玩笑地讲，日本清理战争废墟的工人工资搞不好都是由美国在背后支付。正是由于日本从战后重建开始，美国就一直深度参与，因此，世人至今无法准确的评估美国对日本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只能通过表象看到一些简单事实：2012年，中日准备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降低双方对美元依赖程度，强化双方金融安全，但这一举措损害了美元霸权利益，同年9月，推动该协议进程的日方主要官员松下忠洋自杀，当时尚未到任的新任驻华大使西宫伸一无故昏迷三日后去世。为日本本国争取正当利益连性命尚且不保，遑论其他？

因此，中日在面临同样棘手问题会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我们在损及自身利益的时候，能毫不犹豫的挥起大棒对等反制；而日本则需在考虑美国利益优先的前提下再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对于日本政治、经济的渗透，导致日本经济注定寄人篱下的命运，但要我们像日本一样接受《广场协议》，对美屈服，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与天方夜谭无异。

第二、美元统治力已大不如前，积重难返下，美心态错位，政策激进，战略错误频发。

国际交往与人际交往遵循规则是相同的，美巅峰时期对全球吸引力在于其文化内核而不在于其武力强盛。三十年前，作为两强之一的苏联一夜解体，全世界都在惊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雄厚实力，几乎所有国家的媒体都跟上了美国的宣传节奏，裹挟着胜利的余威，美俨然以一副全球唯我独尊的形象示人。笔者依稀记得，当时连孩子能有一个美正版变形金刚玩具，都能引来全班同学的关注。美国就是自由、富裕、强大的代名词，是人人向往的理想彼岸。

从美元设立之初的金本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东石油交易与美元捆绑，其本质是美国为挽救美元信用破产实行地一次资产重组，将世界工业血液石油与美元进行等价，从而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美帝国主义金融秩序。不得不说，美国在理解“危”与“机”的辩证关系上有独到见解，正是背靠石油交易稳定美元币值，才为美拖垮苏联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控制住中东产油区这个关键市场后，美元的国际地位才得到真正稳固。80、90年代，国际社会相继经历拉美债务危机、亚洲经济危机、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苏联卢布、日元逐步边缘化，持有者纷纷大量转持美元，才造就了美元货币霸权今日地位。

按中国人的思维，在危机解除后，都是“马放南山，解甲归田”，专心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然而美国似乎重走了英国去工业化导致衰落的老路，在其最大对手倒下后，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内社会生产上来，反而更加痴迷于金融扩张与军力膨胀。20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为1.55万亿美元，2007年美制造业产值达1.85万亿美元。2008美金融危机后，制造业产值从2008年的1.8万亿美元将至2019年的1.7万亿美元。反观中国，自2010年取代美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之后，至2019年数据显示，中美两国制造业规模分别为3.9万亿美元和2.35万亿美元左右。

于是中美之间呈现出两个极端的发展态势，中国拼命“造”与美国凭借经济、军事霸权四处“抢”。

目前，美仍是全球第二制造大国，但想纯粹凭借美元流通的优势达到在国际市场上打压中国，排挤人民币的目的已成镜花水月，也就只能仅仅存在于美的战略构想之中了。

第三、美道德制高点正在逐步失去，对全球他国（包括北约成员国）把控力削弱，更难形成针对中国的联盟。

在研究讨论所谓的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这个问题时，就不得不提及“广场协议”。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协议五国各有各的算盘。以美日为例，美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缩小贸易逆差，从而改善美财政赤字压力；日本则期望通过日元升值给国内过热的经济降温，帮助日企拓展海外市场，结果最终导致国内经济泡沫急剧扩大，作为支柱的地产业崩盘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广场协议”实质上是当时全球五个GDP累计占比超50%的国家为维护战后建立的金融秩序达成的妥协，虽然最终结果出乎日本意料，但在签订协议时，日本产生了“对自己有利”的错觉。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加强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兼顾各国具体利益，在这样的语境下，高举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基于规则”旗帜，是很容易引起其他西方阵营国家共鸣，坦然接受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时过境迁，“东升西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知，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一，中国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西方国家主要商品供应国。

尤其是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再次祭出“捍卫共同价值观”的旗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联合西方国家对俄发动制裁。一年来，俄罗斯没见怎么样，反倒是法、德、意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因能源、民生等问题游行不断、抗议不止。西欧作了“冤大头”的情况下，美反而成倍加价赚取能源利润，立法补贴抢夺欧洲制造企业。如果说三十年前美欧抱团吸取发展中国家血液维持自身的动作还有一点号召力的话，那么今天在盟国体内抽血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一己私利，践踏友邦利益，引来怨声载道。

与GDP仅相当于中国10%的俄罗斯对抗就是这种结果，那么与中国对立结果必定会呈几何倍数放大。这些西方领导人哪怕尚存一点理智，也不会轻易追随美国跳这个坑，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欧盟各成员国与欧盟、美国相互矛盾的表述方式。三十年前的一致对外与今天内部矛盾丛生决定了即使美一厢情愿，也难以组织起对中国有效的多国联盟式的打压。

第四、美联储加息转嫁经济危机、金融工具武器化，已成为发展毒瘤，亟需一种替代方案。

2023年2月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上调至4.50%—4.75%，这是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第八次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阐明“加息事业仍未完成”，美联储将维持目前的举措，直到将通胀控制在2%的目标实现。

美元利用国际主要流通货币地位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由来已久。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每一次殃及全球地金融动荡背后总是能看到美国的影子。现存的美元霸权体系已经帮美国多次成功转移了国内经济矛盾，把戏不可久玩。这一决策导致欧洲通胀压力增加、资本外流、欧元疲软，为了扭转不利局面，2022年欧元兑美元被迫跌破1:1，开了欧元发行以来先河。欧盟统计局2022年10月31日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当月通胀率达10.7%，创历史新高，远超欧洲央行设定2%的中期通胀目标，在美欧利差扩大背景下，投资者抛售欧元资产、增持美元资产，进而导致欧元进一步贬值。

当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时，美联储可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放任廉价的华尔街资本到处“攻城略地”，制造泡沫，通过投机交易，收割全球财富。当遭遇经济困境时，美联储则收紧流动性，拉升美元汇率，促进美元回流，提振国内经济，同时让美国能靠强美元以更低成本进口商品，缓解通胀，向外转嫁危机，再度收割全球。面对这种摆上台面，赤裸裸地掠夺，不少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包括俄罗斯、伊朗、以色列等国采取实际行动开始了“去美元化”进程。

自俄乌冲突以后，美将SWIFT清算系统开始武器化，将俄罗斯这样的联合国五常国家剔除在SWIFT之外，意图将俄罗斯围困成全球金融孤岛导致其崩溃。此举完全违背了美欧鼓吹的“自由”、“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承诺，美欧所谓“基于规则”的真相，让世界一览无余。

随着世界走向多极化，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美元的实力和地位会同步减弱。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元将在何时丧失全球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不在于是否会丧失。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能迈多大，能走多远，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度有多高，经贸紧密联系的意愿有多深以及我们自己的实力有多强。

第五、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谁解决当前世界主要矛盾，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主动。

二战结束近78年后，世界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集团对抗的战争，仅在局部地区有零星战事，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屠杀等）的人约为7000万，其中中国直接、间接伤亡累计约为3500万；参战国军费消耗总额为13520亿美元，再加上财政消耗和物资损失，损失总数达40000亿美元。

战争的恐怖及带来的伤痛让全世界人民意识到阻止类似事件地度发生是全球的首要任务，有和平才会有发展，有发展才能享受生命。

从输出商品特征上来看，美国偏重于金融、服务、高科技、军工之类产品输出。据奥伦·卡斯2021年3月发布《资本对企业的侵蚀——1971-2017 年企业投资下降的企业层面分析》称美国经济已经从几乎完全以维持型公司为特征的经济，转变为以侵蚀型公司为主导的经济，侵蚀型公司所占总市值的份额则从1980年的1％，增加到2010年的49％，换言之，高利贷成了美国公司的主业；科技类侧重于硬件软件研发，在研发之后进行外包生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同时全球十大军火商中，美占其五。

而我们的商品更加侧重于民生、基础建设。我们拥有联合国划分的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全产业链。2020年中国制造的商品就已经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份额在不断提升，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和德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最重要节点。在为全世界国家提供生活、生产用品等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同时，中国的铁路、桥梁、隧道、无人机、AI机器人等高科技含量产品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第一波爆发，各国运送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的专机遍布中国各大机场，连美国自身抗疫物资，也需要从中国大量采购。鲜活的实例告诉我们：“酒香不怕巷子深”，依托民生急需商品的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六、发展多年后，国际商品需求基本盘已经做大，商品输出空间扩容。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这天达到80亿，而在1990年，世界人口约为52.6亿。三十年间，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较1990年代多出了一半人口，27.4亿人，意味着27.4亿张嘴，要提供新增27.4亿人的吃喝拉撒，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商品。

1990年，欧盟地区人口约4.2亿，美国人口约2.5亿，日韩人口约1.5亿左右，加上中东富裕地区人口规模不超过10亿人，也就是说1990年代的美、日、德面对的市场规模就是在这10亿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中进行挖掘，当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强大国家对打压、抢夺弱小国家市场生存空间在所难免。2022年，中国已经稳居世界GDP排名第二，印度也以约3.5万亿美元总量跻身前五，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也取得长足进步，有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的人群规模与三十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我们在90年代根本无法想象今天智能手机、电脑、汽车已经成为家庭日常用品。

三十年前的日本，面对美国地打压毫无还手之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企商品消费的主力市场实际是欧美等主要国家市场，美国排挤日本商品的态度决定了欧洲的态度，因此，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在“广场协议”后逐渐止步，是日本商品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整体意志对抗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牺牲自身发展来换取在发达国家中的稳定地位达成的妥协。三十年后的今天，仅亚洲这片经济最具发展力的地区人口总数就已经超过45亿，我们最低限度的护好亚洲这个地区基本盘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加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生真实需求，能够为我们的长远发展提供足够的市场支撑。

即使美为维护自身霸权，打压我们意愿再如何强烈，但在欧美内部，政经集团矛盾地表态已经昭示这一图谋不可能得逞。毕竟吃饱、穿暖、有钱花才是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根本、最不分人种、国籍的需求。

第七、人民币与石油绑定趋势日增，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信用支撑。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台面上中东国家针对的是以色列，台下剑锋所指是谁不言而喻，以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以色列背后强大靠山。这次石油危机对美国等少数依靠廉价石油起家的国家产生极大冲击，加深了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经济体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英国为-0.5%，美国为-1.75%，日本为-3.25%。1974年7月，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秘密前往沙特沿海城市吉达，他背负着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重托，同沙特政府进行谈判，要求沙特以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结算货币，并将石油贸易逆差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作为交换，美国将大量军火倾销沙特，并担保沙特与以色列相安无事，同时在政治上扶持沙特王室确保其统治地位。至此，在刚经历过黄金脱钩、信用受损的美元又一次拴劳了锚定物，稳稳地坐上全球第一流通货币的宝座。

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缺乏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威望，日元走出国门仅能依靠工业流水线制造商品规模及质量向世界倾销，从而带动日元在国际社会上的流通，是纯粹的国际商贸关系。但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关系，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必须考虑太多以应万全，当日本遇上美国这样的对手，日元币值提供的背书又略显单薄的情况下，败下阵来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

同时，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美国在今年有可能成为石油净出口国，美与沙特等OPEC国家由合作走向了竞争，而中国作为石油第一大消费国成为了卖家争夺的对象。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在沙特利雅得举行，会面结束后，在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宣布，未来3到5年将继续从海合会国家扩大进口原油、液化天然气，加强油气开发、清洁低碳能源技术合作，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方把发展对沙特的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同样属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的国家还有俄罗斯。与五十年前美元绑定石油相似一幕再度上演，随着人民币—石油结算普及，其他国家储备人民币的意愿只会更加强烈。

第八、中国一贯坚持的中立地位保证中国站在公平公正的一方，利于创造商品输出的外部环境。

中华五千年浩瀚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每一次朝代更迭最终受害的都是平民百姓，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没有人比我们更理解繁荣从来不是来自战争这个道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主动对外发起过一场战争，中国军队更是三十年没有参加过战斗，和平从始至终都是中国人基因中的一部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让我们更加习惯于换位思考，站在全方位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制定对策。俄乌冲突中，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是武器，而我们提供的是各种生活必须的人道主义物资，即使近年来乌克兰政府对我们已经不那么友好，而我们仍然记得早年间乌克兰对我们的帮助。

中国的国际交往是纯粹的国与国的交往，根据自己与交往对象国自身利益而制定相应政策，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不受他国政策影响、左右。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保证了任何一个与我们交往的国家可以不受干扰的获得发展，他国采用什么体制，奉行什么主义，是他国人民的自由和选择，任何一个国家在选择好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后都有发展的权利，他人都应尊重。

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这种差异尤为突出。日本、欧洲等国家或追随、或受迫，不顾国家利益，紧跟美国步伐对俄实施制裁，冻结俄罗斯在本国资产。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也不知道谁将会是下一个，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心境下，具有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能够公平公正处理国际事务的国家将成为国际交往的不二选择，至少国家资产不会平白无故被一笔抹掉。笔者认为，如果把经济中心向亚洲东移看成“东升西降”物质层面表现的话，那么俄乌冲突中西方国家的表现将会造成国家信誉这种意识层面的“东升西降”，当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时候，其结果将不可逆。

第九、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逐步提高，为商品竞争提供更强韧性。

2023年1月27日，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迈上3.08万亿元新台阶；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较快提升，达到2.55%。按不变价计算，研发经费增长8.0%，高于“十四五”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社会层面，中国500强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为1.45万亿元，两者之和超过4.5万亿元,占2022年全国GDP121.02万亿元总量的3.7%。

不服输不认命的抗争精神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至今仍震耳发聩，哪个方面存在短板，就在哪个方向发力。巨大的投入已经让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步突破，中国并没有在美国规划的定位上停滞，在发达国家提供的产品模板上，我们扬长避短，不断改进。2022年，全国高铁共建成4.2万公里，超过其他国家高铁里程总和，并且我们的高铁跨越寒带、热带等各种气候条件，覆盖山地、丘陵、平原等诸多地形地貌，经受住了实战考验，过硬的质量、守约的态度已经让高铁产品成功出海。印尼、缅甸、沙特等国家已经成为中国高铁技术的受惠国。智能手机领域，全球前十大品牌中，除苹果、三星以外，其余份额尽收中国造囊中，出货量占60%。2022年，中国乘用车出口突破300万辆，成为全球第二大乘用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车出口总量达67.9万辆，据法国汽车咨询公司Inovev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占欧洲新车销量的40%，中国品牌将占全电动汽车市场的12.5%至20%，销量会在72.5万辆至116万辆之间，在欧洲老牌工业强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我们巨额研发投入与国人辛勤耕耘结下的硕果。

如果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完全国产化上取得突破，中国智造将迎来真正的腾飞。中国高低端商品全方位同时发力，形成的叠加效应成倍激增，彻底改变中国制造廉价、低质的形象。在讲求智能化、信息化、万物互联的时代，产品输出也要求配套、成体系，依托技术进步，必将带动更多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第十、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能确保我们实现内循环，无惧制裁，规模差异注定日企悲剧不会在中企身上发生。

2022年6月16日，由深圳国资100%控股的深圳市昇维旭技术有限公司（SwaySure）在官方微信发布公告，任命前日本尔必达存储社长、紫光集团高级副总裁坂本幸雄担任首席战略官。在中美“芯片大战”时，坂本幸雄的加盟为其本人增加了许多谈资。

坂本幸雄是日本半导体巨头尔必达原社长，尔必达（ELPIDA）是日本唯一一家生产电脑等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的企业，在DRAM领域市场份额世界第三。在经历2008金融危机以后，尔必达遭遇日元升值、韩国同行强势崛起、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双双下滑等影响，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被美企美光科技收购。短短十三年，从世界第三到破产卖身，尔必达可谓是日本高科技企业的一个缩影。

1980年代，美国对日本进行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同时还开放了美国市场，因此日本芯片产业才有了一个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巅峰时期，日本存储芯片技术在世界上无出其右，就连美国都要“避其锋芒”。苏联垮台后，中国还在摸索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二的日本成为了美的绊脚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美国利用《美日半导体协议》打压日本同时，扶植韩国这一竞争对手。失去市场的企业意味着失去生命，即使在号称“日本半导体之父”坂本幸雄地领导下，日本半导体也难逃式微落幕的后果。

这一幕与正发生在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身上的情况如出一辙：首先是美以通信安全为由阻断华为的国际市场，然后靠芯片断供切断华为与国际芯片领域的技术联系，延缓、阻止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地突破。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截至2021年，全国建成的115万5G基站中，华为以70.35万个占比超58%。2022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报告，华为以1426.66亿元研发费用领跑全国500强企业。多年封锁打压并没有让华为这家极具代表性的企业步尔必达后尘，反而激起国人情绪，引发了购买国货、支持国产的高潮。

可以看出，有中国国内这样稳定的市场支撑，企业在遭遇相似打压时，表现出来的抗打击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美企图复制打压日企的图谋用在打压中企身上是肯定不会得逞的。

综上，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多国政府经济战略顾问高国潮教授认为：现阶段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的必经之路，偶有挫折也只可能是由我们自身失误引发。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达到顶峰从来都不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被不停验证。重新审视美日三十年前的这段故事未尝不是好事，起码能让我们看清在斗争强加于身时，一味退让是换不来强大的，只有当拳头碰上拳头的时候，对手才能切实体会到你强健的体格和坚定的意志，才能让他从心底里对你产生敬意；研究美日争斗的目的，是让我们更早的明白对手的意图，审时度势，制定对策，避免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但以日本落败而唱衰我们，这就是因循守旧、思维固化，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内核相违背。美国频繁使出制裁、脱钩等阴招、损招的时候，恰恰证明我们“时间在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对手在被逼急了，无计可施的时候，才会干出这种损人害己的事情。

正如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讲，中国从不以超越美国为目标，而是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只管埋头苦干，终将实现征服星辰大海这个宏大目标。

作者简介:高国潮，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国际著名计算机专家、经济学家，担任多个国家政府经济战略顾问。著有《现代信息技术》《七国电子政务的比较研究》《领导干部读懂互联网金融》《领导干部读懂互联网安全》《领导干部读懂区块链技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三十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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